韩少功在《枫鬼》中写道“我必须让一棵树，不，两棵树吧——让两棵大枫树在我的稿纸上生长。没有大树的村寨就像一个家没有家长，或者一个脑袋没有眼睛，让人怎么看也看不顺眼，总觉得少了一种中心。”我将我的父亲、母亲比作两棵大树，伫立在家庭的中心，一如韩少功笔下的两棵大枫树经风历雨承载起一个村寨的灵魂，每一片婆娑的树影，都是无尽的关爱和给予。
如果有人问我，家风是什么？我肯定的回答，父亲母亲给予我的所有，就是我所承袭的家风。像中国的绝大多数家庭一样，我们并没有能够刻字铭裱、成对押韵的家训，有的是一种无形的氛围与影响力。父母的言行举止、他们的价值理念，天街小雨般滋润着我、塑造着我。正应了那句“环境给一个人的影响，除有形的模仿以外，更重要的是无形的塑造。”
记忆向我走过的方向追溯。2017年的夏天，那一天太阳毒辣，阳光穿过衣服烤得人肩背生疼。我陪父亲去银行办业务，大厅里人声嘈杂，父亲坐在大厅的金属排椅上，直着脊背认真地听语音叫号，生怕错过。我说：“放心吧，我听着呢。”父亲闷闷地“嗯”了一声，稍微放松了些，将后背靠在了椅背上，目光却还是不放心地锁紧窗口上方的号码显示屏。终于叫到我们的号码，父亲快步走到窗口前把身份证、银行卡递上去，尽力地跟窗口里年轻的办事员说清楚要办的业务，窗口里的人显得有气无力不耐烦的样子，更是把父亲急出了一头汗，T恤衫贴在后背，湿了一片。我看着父亲年老费力的样子，眼眶一热，赶紧过去替他办好......回去的路上，我的心绪难宁。那个永远目光炯炯、讲起话来中气十足，有点执拗有点严肃的父亲，已经模糊在了消失的时间里。今日细看，才惊觉父亲的黑发已经不剩几根、腰背发福不再挺拔，眼角眉梢已显出老态和疲态，可即便如此，他还是那么的认真细致、做起事来一丝不苟。
自幼，我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少之又少，通话的次数更是可以用“可怜”来形容，然而父亲对我的影响仍然不可替代。2011年冬天，那一年我高二，顽皮叛逆，学习成绩直线下降。班主任找到父亲，跟他说了我的情况，当天晚上父亲接我回家，半途他把车停在路边，想是要对我说些什么却迟迟不开口，我知道，他本就不善言辞。半晌，他说“收收心，正是关键的时候，得坚持住。你看......”我没等他说完就开始心虚地顶撞他，说他从不关心我，只知道让我学习。也许是惊诧于我的变化、也许是被我不经大脑说出的话伤了心，也许是心里自责，父亲没再说话，发动车子带我回家，我没再敢看他，狭小的空间里空气仿佛凝固一般，我清楚地感受到他的沉重与无奈。
接下来的三天，父亲把我带到他工作的地方，不再试图对我进行思想教育，而是默默地工作，一如既往。我看着他忙碌的身影，愧疚难当。我知道他是想用他的实际行动让我明白，生活不易，远比我的学习要艰辛，可还是要坚持。一个人也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不能自私地肆意妄为而不考虑他人的感受。作为父亲、作为丈夫，他要对我们负责，而我要对自己负责，也要无愧于父母辛劳的付出。来自父亲的沉默的力量使我真切体会到什么是努力与坚持、什么是责任与担当。
如果说父亲教会我的是勇气与力量，那么母亲传递给我的则是对生命的关爱、对生活的热情。我的母亲是全职的家庭主妇，她不博学多才精明强干也没有广博的见识，作为父亲的贤内助，她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家里，放在我和妹妹身上。小时候，我的白球鞋永远是班上最白的、桌罩永远是最干净的；每天放学回家，进门就能闻到饭香；书桌上永远摆着我最喜欢的课外书，长大后，不论我什么时候、在哪里给母亲打电话，她总能听出我是开心还是难过、是生病还是健康。
印象最深刻的是我12岁那年，那一年奶奶病危，母亲日夜守在病床前，奶奶神志不清的时候还拉着母亲的手紧紧不放，不停地跟周围人炫耀夸奖母亲懂事、贴心，母亲哽咽地说不出话来。晚上母亲叫我和她一起为奶奶陪床，其他人都不理解为什么让我一个小孩子熬夜陪床，母亲却对我说：“以前你生病的时候奶奶寸步不离照顾你，现在奶奶最愿意看到的就是你，你愿不愿意辛苦一下陪着她？”12岁的我第一次面对与至亲至爱的人分别，在生命的脆弱面前我感到惊慌失措，母亲短短的一句话使我明白，被人爱也要爱别人，陪伴、奉献与回报，要在别人需要的时候尽可能的给予，作为家庭一员的重要责任感与被需要感油然而生。
点点滴滴、细细碎碎，那些我刻骨铭心的、模糊忘却的所有事构成我现在的生命，勾勒出我的形态，刻画进我的品格。法国作家罗兰曾经说过的：“生命不是一个可以孤立的个体，它一面成长，一面收集沿途的繁花茂叶；它又似一架灵敏的摄像机，沿途摄入所闻所见。每一分每一寸的日常小事，都是织造人格的纤维，环境中每一个人的言行品格，都是融入成长过程的建材，使这个人的思想感情与行为受到感染，左右着这个人的生活态度。”我所理解的家风大概就是如此。我收集父亲的坚毅、勤劳和担当，摄入母亲的温暖、奉献和善良。我走出家门，带着他们的样子。
稿件来源：区国家税务局 冯 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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